立法推行快遞實名制，是保障快遞業迅速“撥亂反正”規范經營、保障監管部門依法對快遞業加強管理的不二路徑。 

　　廣東擬立法推出快遞實名制，在禁毒條例中提出，希望以此解決物流寄遞渠道成為廣東省毒品集散渠道的困境。 

　　隨著網絡購物火爆興起，以及人際交往頻繁，物流快遞業呈迅猛發展態勢。任何新生事物在誕生伊始，或者在發展初始階段，都表現出“雙刃劍”特征：一方面，蓬勃興盛的快遞業帶動了經濟，讓快遞公司財源廣進，也讓民眾享受到了現代物流的便捷；另一方面，有些快遞公司一味追求經濟效益而罔顧行業法規，對于快遞投寄奉行多多益善，只管收件不問寄件人姓甚名誰，也不管其寄出的是什么物件，以致不法分子趁機渾水摸魚，給社會安全帶來極大隱患，也誘發不少安全事故。近幾年來，“毒快遞”“爆炸快遞”事件時有發生，給公共安全帶來嚴重威脅，更使民眾健康、生命、財產蒙受損失，這些慘痛教訓足以說明，整治快遞業無序經營亂象、規范快遞業發展已經勢在必行。 

　　物流、郵政、快遞企業對快遞物件實行實名收寄，要求托運人、寄件人提供自身以及收件人真實身份信息，是規范快遞業發展，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現實需要。立法推行快遞實名制，是保障快遞業迅速“撥亂反正”規范經營、保障監管部門依法對快遞業加強管理的不二路徑。 

　　有觀點認為，身份證法第十四條對于出示身份證證明身份情形有嚴格界定，其中并不包括物流寄遞情形，因此快遞實名制“存在合法性風險”。筆者認為，這種顧慮理當打消。法律是調節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行為準則，維系的是公眾利益與社會福祉，這既是其初衷亦是歸宿。衡量一部法律是否應該制定出臺，當以公眾利益與社會福祉為首要原則。任何成文法律，既非天生就存在，也并非永遠一成不變，法律順應時勢需要而產生，同時也根據時勢發展而與時俱進作出修改完善；或者說，一部法律的缺憾會在另外一部法律中得到彌補。即便身份證法中并未將快遞列入“公民應當出示居民身份證證明身份”的幾種情形之一，但它絲毫不影響在禁毒條例或者快遞實名制立法中明文規定。因為無論是在身份證法出臺之前還是之后，它都不可能明示應當出示身份證的全部情形，況且，身份證法還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需要用居民身份證證明身份的其他情形”條文，為其他要求出示身份證情形的法律、法規出臺預留了空間。 

　　當然，法律的制定或出臺當追求盡可能地減少漏洞，以避免出現新的“傷害”。快遞實名制關鍵要做好投件人與收件人信息保密工作，建立信息漏洞的追溯與懲戒機制。 

　　立法推動快遞實名制非常有必要，法律固然要在保護公民信息上盡量考慮周全，然而民眾需要喚醒自身的公民責任意識，支持惠及公眾的法律盡早落地實施，因為害怕信息漏洞就反對快遞實名制立法的出臺，無異于因噎廢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