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主辦的“第六屆中國工業發展論壇暨面向新時代的中國實體經濟學術研討會”近日在京舉行。中國社科院工經所所長黃群慧提出了未來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的政策思路：一是提高制造業供給體系質量，圍繞提高制造業供給體系質量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化解制造業供需結構失衡；二是形成工業和服務業良性互動、融合共生的關系，化解產業結構失衡；三是在“虛實分離”的常態中堅持“實體經濟決定論”，從體制機制上化解“虛實結構失衡”，將風險防范的工作重點從關注金融領域風險轉向關注長期系統性經濟風險。

可從三個層面對實體經濟進行分類

對實體經濟三個層面的分類，不僅反映出對實體經濟從狹義到廣義，由核心、主體到全體的遞進的基本內涵，而且這直接對應的產業符合統計年鑒的產業分類目錄，容易進行實證研究。

有關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主題，而近年來中國經濟存在的“脫實向虛”問題又是政府努力解決的重大經濟結構問題。然而，有關什么是實體經濟以及實體經濟包括的范圍，無論是在理論層面，還是在政策層面，并沒有形成共識。為此，黃群慧創新性地提出了一個關于實體經濟分類的分層框架。他將實體經濟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實體經濟，也就是制造業，可以用R0表示，這是實體經濟最核心的部分，可以理解為最狹義的實體經濟；第二個層次實體經濟包括R0、農業、建筑業和除制造業以外其它工業，可以用R1表示，這是實體經濟的主體部分，是一般意義或者傳統意義的實體經濟；第三個層次的實體經濟包括R1、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以及除金融業、房地產業以外的其它所有服務業，可以用R2表示，這是實體經濟的整體，也是最廣義的實體經濟。R2和金融業、房地產業就構成了整體國民經濟，也就是包括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整個國民經濟。

對實體經濟三個層面的分類，不僅反映出對實體經濟從狹義到廣義，由核心、主體到全體的遞進的基本內涵，而且這直接對應的產業符合統計年鑒的產業分類目錄，容易進行實證研究。更為有意義的是，對應R0、R1和R2三個層面的實體經濟結構，能夠引出工業內部產業關系、工業與服務業關系、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關系這三個重要的經濟結構問題。對于新時代下，這三對關系正是我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優化經濟結構亟待正確處理的。因此，這個新分類框架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

黃群慧表示，經過改革開放以后，工業化進程加快，進入21世紀初，中國就已經從一個農業經濟大國轉變為工業經濟大國。十八大以來，中國已經積累了龐大的工農業生產能力和巨大的物質財富，實體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經發展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實體經濟大國。

第一，從R0層面看，中國已經發展成為實體經濟世界第一大國，十八大以后積極實施制造強國戰略，努力推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實現從大向強的轉變。

第二，從R1層面看，中國實體經濟取得長足發展。隨著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新型城鎮化進程穩步推進，工業結構加快向中高端邁進，能源發展呈現新格局，農業基礎性地位進一步鞏固，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保障能力顯著提高。

第三，從R2層面看，服務業的快速增長構成了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部分，傳統服務業與互聯網融合加速，現代服務業蓬勃發展，新業態不斷涌現，創新能力和科研實力大幅提升。

實體經濟結構失衡問題亟待解決

當前中國實體經濟深層次結構問題在R0上表現為制造業供需結構性失衡，在R1上表現為服務業和工業發展的失衡，在R2上表現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結構失衡。

在充分認識到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性實體經濟大國、十八大以來又取得新發展成就的同時，黃群慧認為，還必須客觀分析當前中國實體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他指出，伴隨著中國的快速工業化進程，中國實體經濟規模迅速擴張，但也積累了一系列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實體經濟增長質量有待提升。基于上述實體經濟三層次分類框架，當前中國實體經濟深層次結構問題在R0上表現為制造業供需結構性失衡，在R1上表現為服務業和工業發展的失衡，在R2上表現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結構失衡。

中國制造業大而不強的問題，是當前R0層次實體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也是R0供給結構的突出矛盾，主要體現為中低端和無效供給過剩、高端和有效供給不足的結構性失衡。具體可以從R0的產業結構、產業組織結構和產品結構三個方面分析。從R0的產業結構看，制造業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不夠；從R0的產業組織結構看，制造業產業組織合理化程度有待提升，存在相當數量的“僵尸企業”，優質企業數量不夠，尤其是世界一流制造企業還很少；從R0的產品結構看，產品檔次偏低，標準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質、個性化、高復雜性、高附加值的產品的供給能力不足，高端品牌培育不夠。

工業和服務業的關系是產業結構的關鍵問題，一直也是產業經濟學研究的焦點。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一產業占比從1978年的27.7%下降到2016年的8.6%，第二產業從1978年的47.7%下降到2016年的39.8%，而第三產業則從1978年的24.6%上升到2016年的51.6%。黃群慧認為，服務業占比迅速提升，只是表明了中國產業結構迅速“轉型”，但整體經濟效率未得到有效提升、產業結構未能夠實現有效“升級”，也就是說，在R1層次實體經濟結構表明，中國面臨著因服務業比例過快上升和實體經濟比例過快下降而產生的結構“轉型”和未“升級”的結構性失衡。

實體經濟與金融房地產業之間的結構失衡，虛擬經濟增長過快，而實體經濟發展相對緩慢。一方面，實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日益降低，其中傳統意義上的實體經濟R1下降最快，2011—2016年下降了7.4個百分點，另一方面，虛擬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迅速提升，2011—2016年提高了2.8個百分點，其中金融業占比迅速提高了2.1個百分點。“脫實向虛”或者“實虛失衡”能夠機制化的關鍵，在于實體經濟回報率不斷下降趨勢和虛擬經濟依靠資產價格泡沫收益不斷上升的極大反差。實際上，與“實虛失衡”關鍵機制相關的一系列體制機制和環境因素，包括實體經濟稅收負擔、復雜的社會交易成本、金融監管機制和資本市場機制不完善、房地產市場長期有效穩定機制缺乏、房地產價格“沒有最高只有更高”，等等，都在主觀和客觀上強化了虛擬和實體經濟回報存在極大反差這個“實虛失衡”的關鍵機制。

未來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思路

發展實體經濟的當務之急是在“虛實分離”的常態中堅持“實體經濟決定論”，從體制機制上化解“虛實結構失衡”，將風險防范的工作重點從關注金融領域風險轉向關注長期系統性經濟風險。

基于對實體經濟結構失衡的機制分析，黃群慧提出未來中國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的政策思路：

第一，發展實體經濟的核心目的是提高制造業供給體系質量，圍繞提高制造業供給體系質量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化解制造業供需結構失衡。具體可以從產品、企業和產業三個層面入手：

一是產品層面，以提高制造產品附加值和提升制造產品質量為基本目標，以激發企業家精神與培育現代工匠精神為著力點，全面加強技術創新和全面質量管理，提高制造產品的供給質量。一方面要完善保護知識產權、促進公平競爭等能夠激勵企業家將精力和資源集中到制造業創新發展上的體制機制，另一方面要完善職業培訓體系、職業社會保障、薪酬和獎勵制度，進一步激勵現代產業工人精益求精、專心致志。

二是企業層面，以提高企業素質和培育世界一流企業為目標，積極有效處置“僵尸企業”、降低制造企業成本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企業創新發展環境，培育世界一流企業。政府要積極建立有利于各類企業創新發展、公平競爭發展體制機制，努力創造公平競爭環境、促進各類所有制的大中小企業共同發展。進一步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圍繞降低實體養老保險、稅費負擔、財務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各個方面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出臺切實有效的政策措施，營造有利環境，鼓勵和引導企業創新行為。

三是產業層面，以提高制造業創新能力和促進制造業產業結構高級化為目標，積極實施《中國制造2025》，提高制造業智能化、綠色化、高端化、服務化水平，建設現代制造業產業體系。從政策著力點看，一方面是有效協調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發揮競爭政策的基礎作用和更好地發揮產業政策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作用，政府應該更多地把工作重點放在培育科技創新生態系統上；另一方面是通過加強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強化國家質量基礎設施（NQI）的建設和管理，切實提高制造業行業共性技術服務、共性質量服務水平。

第二，發展實體經濟的關鍵任務是形成工業和服務業良性互動、融合共生的關系，化解產業結構失衡，構建創新驅動、效率導向的現代產業體系。

首先，在三次產業日趨融合的大趨勢下，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政策的目標不應該只是追求統計意義上工業和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而應更加重視產業的運行效率、運營質量和經濟效益，更加重視培育工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互相促進的公平競爭環境。無論是從提升服務業內部結構升級，還是制造業轉型升級和產業融合，都需要大力發展服務型制造。未來我國提高我國產業效率、實現產業升級，一定要抓住發展服務型制造業這個“牛鼻子”。

其次，中國未來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是形成符合融合化、信息化、國際化大趨勢的新的現代產業體系，所謂大力發展實體經濟，關鍵任務是要構建這種新型現代產業體系，而這種產業新體系的構建無疑是要依賴創新驅動戰略的，創新能力不強是我國產業體系的“阿喀琉斯之踵”，無論是制造業的供給質量提升，還是解決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低的問題，都要依賴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但是，創新是手段不是目的，實體經濟發展的最根本的問題還是效率，即使是創新活動本身，也要關注的是創新的效率，構建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一定要以效率為導向。

最后，當前我國服務業高度不夠、效率不高已成為制約實體經濟發展最突出的因素，不僅直接影響整個產業體系的效率，而且影響到工業創新發展能力。深入推進服務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生產性服務業改革開放，是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提升中國實體經濟質量、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關鍵舉措。

第三，發展實體經濟的當務之急是在“虛實分離”的常態中堅持“實體經濟決定論”，從體制機制上化解“虛實結構失衡”，將風險防范的工作重點從關注金融領域風險轉向關注長期系統性經濟風險。

2017年7月召開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已經明確了金融回歸本源服務實體經濟的、防控金融風險、強化金融監管等未來5年工作總基調。這無疑為未來實體經濟發展、化解“虛實結構失衡”奠定了很好的政策方向基礎。但是，問題的關鍵還是從體制機制上進行深化改革，徹底打破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巨大收益反差的“去實向虛”的自增強機制。實際上，金融業高收益對實體經濟高端要素的“虹吸效應”與房地產價格泡沫對實體經濟創新的“破壞效應”真正從體制機制化解困難重重。

從金融業看，這些年金融業高收益以及從業人員的高報酬已經集聚大量的高素質和高關系人力資本的人才，這些人才具備很強的金融創新能力，但其創新與實體經濟創新不同，金融創新的方向大多是逃避監管、獲取更多交易機會、使金融體系日趨復雜化，再加之這些人才具有很強的政策游說能力，這種背景下實現金融業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絕非易事。

從房地產業看，近年來房地產價格不斷突破人們心理底線，這對實體經濟的創新活動和整體發展已經產生了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租售同權”、“共有產權”等長效機制能否打破房地產價格“暴漲——調控——再暴漲”循環神話還無法確定，房地產價格作為實體經濟創新發展的“達摩利斯克之劍”還高高懸掛。

當務之急必須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迅速著手建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健康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在“壯士斷腕”的改革中，金融房地產業會面臨著短期的陣痛，切勿以防控金融領域風險為由而影響改革的進程。

從風險管理看，相對于實體經濟的風險而言，金融領域風險雖然更為直接，對社會穩定短期影響更為劇烈，但金融風險是表征，其根源還是實體經濟的問題，因此，必須轉變風險防控的思路和重點，從關注金融領域風險向關注系統性經濟風險轉變，特別是要針對虛擬經濟總量調控、實體經濟高杠桿、地方政府高債務和“僵尸企業”等系統性經濟風險點多策并舉、全面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