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除行政處罰外還能鼓勵被泄露信息的用戶，提起訴訟，或者鼓勵消費者協會提起公益訴訟，并由監管部門提供證據固定等便利，效果可能會更好。 

    近日，國務院法制辦發布《快遞條例（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社會意見。媒體也抓到其中一些“亮點”，比如，快遞用戶信息被快遞企業出售或泄露，企業可能面臨被吊銷經營許可處罰；野蠻分揀、扔踩快件，最高可罰5萬元。 

    但是，目前這部草案，更多強調的是郵政管理部門的準入審批、備案、抽檢、處罰，更像一部“部門立法”、“監管法”，而很少對快遞企業與用戶的權利義務進行定紛止爭。讓用戶來一同規范快遞行業的理念也有所缺失。 

    首先，民營快遞的準入和規范問題，一直是中國改革博弈、打破行政壟斷的前沿話題。為此，《郵政法》的修訂草案曾經有所謂“九易其稿”。2002年的《郵政法》的修訂草案中，曾擬定“500克以下物品”一律由國家郵政部門經營，引發民間反壟斷的呼聲。直到2009年版的《郵政法》才給了快遞公司經營信件的“合法地位”，但是仍規定了快遞公司的“行政準入”門檻。之后，國家郵政管理和經營分家，這才算基本解決了“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問題。 

    如今，我們能享受到這些民資快遞公司的低價、快速的服務，這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所以，談快遞行業的規范，不能片面強調行政監管。 

    其次，《意見稿》強化了《郵政法》的快遞公司“準入機制”，不僅是快遞公司分支設立，要備案；快遞末端網點設定，要備案……《意見稿》把規范快遞行業的實施手段，更多地放在行政監管上：郵政管理部門對快遞企業實施抽查、有權檢查快遞公司的信息系統。 

    作為之前媒體報道的“亮點”的：快遞用戶信息被快遞企業出售或泄露；野蠻分揀、扔踩快件，《意見稿》只提了行政處罰。如果除此外還能鼓勵被泄露信息的用戶，提起訴訟，或者鼓勵消費者協會提起公益訴訟，并由監管部門提供證據固定等便利，效果可能會更好。行政監管畢竟力有不逮，法定的處罰金額也未必能打疼違法企業，還是需要有賦權于民的理念。 

    第三，《意見稿》對于直接關切消費者利益的“簽收責任”、丟失賠償、保價規則，失于籠統。比如，法學界爭論得很激烈，也是網購“剁手族”最關心的“快遞簽收”法律風險如何劃分，不簽收不讓拆看快件、代簽的法律風險該怎么劃定？這是需要國務院行政法規來定紛止爭的，《意見稿》反而是一筆帶過，只是籠統地說“投遞快件時，應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當面驗收”。再如，快遞丟失的賠償標準問題，現行的《郵政法》只是規定了郵政企業保價規則，但沒有快遞業的保價規則，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細化。 

    中國以民資為主體的快遞行業，能發展到今天的局面，體現的是市場的力量。所以，談快遞行業規范，更多地應賦權于民，讓消費者作為利益攸關者直接參與規范快遞行業，進一步清晰厘定快遞公司和用戶的權利義務。